大学教师白保国最后一次站在湖边的时候，延安的秋天已经深了。 白保国五十四岁，教了三十年钢琴，写过一首叫《村庄里的城市》的曲子。没有人知道他站在水边想了些什么。人们后来能找到的，是他留在身后的那封长信，和信里反复出现的一个词：“皇帝的新衣”。 信的开头，白保国写：“各位同仁、我亲爱的亲人、朋友、同学们，永别了。”像是要出一趟远门，只是这次不打算回来。 白保国是陕西志丹人，1972年生，武汉音乐学院毕业，后来又去首都师范大学访学，在中国音乐学院和西安音乐学院进修过。他在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教钢琴，做钢琴教研室主任，带研究生，兼着延安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还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考官。履历表上每一项都干干净净，像一份被反复擦拭过的琴谱。 白保国的学生记得他年轻时的样子。长发，黑框眼镜，房间里摆着两架钢琴。一个七八岁的孩子第一次被领到他面前，本来对练琴没什么兴趣，白保国没有急着让孩子摸琴键，而是聊起了四季是怎么形成的。一个教钢琴的人，先跟一个孩子聊四季。这件事放在后来那套评价体系里，大概很难被量化，也很难折算成任何一项指标。 白保国写歌。《花开的季节最想你》拿过全国高校原创音乐作品大赛作曲类金奖，《家园》得过浙江省文化厅三等奖，《红红的太阳笑着来》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过。他创作的钢琴曲《村庄里的城市》《城市的去向》，名字里有一种从陕北黄土里长出来的、安静的抒情。这些东西，在正常的世界里，是一个艺术教育者三十年攒下来的家底。 不过在另一套账本上，它们不太算数。 2025年9月，学校人事处告诉白保国，两个聘期考核不合格，原因是横向科研经费到账额度和论文发表数量没有达标，面临降级或者转聘。 横向经费。论文。 一个教钢琴的人，岗位核心职责写的是课堂教学、舞台展演、艺术人才培养。白保国的绝笔信里说，自己一贯保质保量完成全部课堂教学、展演和育人工作，“无任何师德失范、教学失职问题”。然而考核表上那一栏叫“横向经费到账”，另一栏叫“论文数量”。这两栏填不上，前面那些都不作数。 更让白保国无法接受的是，这两栏在延安大学的实际执行中，有一套“穿新衣”的办法。他在信里写得非常具体：教师自筹资金，通过合作公司转账到学校，再由学校财务渠道回流到本人手里，配上不实的账务材料，横向经费任务就算完成了；论文也一样，绝大多数教师自行出资付费发表。 “这‘皇帝新衣’延安大学人人必穿。”白保国写道。 白保国不是没有想过低头。信里说，按照整改要求，他准备出资十五万元走横向项目的账，再出资五万元用来发表论文，“通过参与该流程留存证据”。可他很快意识到这条路走不通。一旦他自己动手操作，他就从一个举报者变成了学术不端的行为人——套取或虚假申报科研经费，轻则师德处分、撤销职称，重则追责。哪怕目的是取证，行为本身已经越了线。纪检部门不会采信一个自己先动了手的人。 白保国卡在了一个没有出口的夹角里：不穿新衣，就考核不合格，降级转岗；穿了新衣，就得自己走进那套他认定是造假的东西里面去。 信里有一句近乎喃喃自语的话：“苍天啊，我怎么走到这个地步？救救我！”没有回应。 白保国不是那种从一开始就准备赴死的人。他试过别的办法。此前学校有一次开会讨论教师迟到问题，他在会上提了意见：校内大量存在长期吃空饷的人，历年考核都合格；迟到几分钟的老师却被重处。这个意见提完，他和相关管理人员之间就有了分歧。后来整改期间，学校多次对他作出“不在岗”考勤通报，他提交了听课学生出具的授课证明，核查回复说是“记录错误”，或者说“核查人员走错教室”，问题是那些不实的考勤记录，始终没有纠正。 一个教了三十年书的人，最后需要学生来证明他站在讲台上。而证明交上去，对方说走错了教室。 绝笔信的后半部分，白保国一条一条地写，像在备一堂他这辈子最不想上的课。他引《防治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长效机制指导意见》，说在编人员长期不到岗、不履职却持续领取财政工资绩效，属于典型吃空饷，依规应当追缴资金、追究责任；他说学校人事、院系、考核工作组在考勤审核和年度考核中“未依规把关”，把不符合合格条件的人评定为合格，属于人事管理失职、财政资金监管失责。他举报的对象写得很清楚：分管人事、科研、年度考核的校领导，鲁艺学院负责人，人事部门、科研管理部门和相关审核人员。 他请求四件事：查吃空饷，查考核制度违规，撤销对他本人的不合格结论，纠正默许教师自筹资金空转和买论文的管理乱象。 这些请求写在纸上，规规矩矩，像一份被退回的申诉材料。只是这一次，他用自己的命做了附件。 白保国的遭遇，让人想起一种很古老的困境。一个人被要求去做一件他知道不对的事，不做就出局，做了就变成自己不想成为的人。大多数人在中间找一个能活下去的姿势，低一低头，把新衣披上，日子照过。白保国没有找到那个姿势。他不是不懂变通，信里他连“出资十五万走流程留证据”这种近乎天真的办法都想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