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的一天上午，中南海菊香书屋。王鹤滨刚走到值班室门口，卫士就迎上来低声说了一句：“主席让你赶紧过去，人现在不太高兴。” 王鹤滨心里咯噔了一下，没敢多问，快步往毛主席的卧室走去。推开门的时候，他看见毛主席双手叉着腰，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卧室不大，走两三步就得急转弯，再走回去，步子迈得很急，皮鞋踩在青砖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王鹤滨小心翼翼地走进去。毛主席停下脚步，转过身来，脸上的怒气一点没消：“王医生，今后我的事，不要他傅连暲来管！你不要听他的！” 王鹤滨站在那儿，一时不知道怎么接话。傅连暲是他的业务上级，是中央保健工作的负责人，当年就是他给王鹤滨写的介绍信，把王鹤滨送到毛主席身边来的。这些年毛主席跟傅连暲的关系一直很好，逢年过节见面都客客气气，怎么突然发这么大的火。 他试探着问了一句：“主席，他是负责中央领导同志保健工作的领导人，是我的业务上级，我不听他的怎么办？” 毛主席没有解释，嗓门更高了：“你不要听他傅连暲的！听我的！他什么也不懂，还装懂。苏联专家来会诊，他不给我讲述病情的机会，他抢着代替我说，说的又不是我的病情！” 王鹤滨这才明白了事情的来由。 几天之前，苏联的医学专家到中南海来给毛主席做一次全面会诊。傅连暲作为中央保健工作的负责人，全程陪同。 会诊进行到询问病史的环节。苏联专家问毛主席有没有什么平时不太容易察觉的不适感。毛主席想了想，说自己有一个毛病，在空旷的地方会觉得心里不踏实，身边太空了就不舒服。那是很多年前在广场上讲话时落下的感觉，后来遇到类似场合，总有些发虚。 毛主席正说着，傅连暲在旁边把话接了过去。他的意思是，这算不上什么病症，多锻炼锻炼就好了，不必让苏联专家轻易下诊断。傅连暲这样做有他自己的考虑。他是老医生，知道给国家领导人下精神类的诊断要格外慎重，万一留下书面记录，对毛主席的威信和心态都会有影响。 但毛主席的感受完全是另一回事。那是他的身体，他的感觉，他正在跟专家讲自己的毛病，话说到一半被人截断，替他把结论说了，说的还不是他的原意。他后来对王鹤滨说的那句话，“说的又不是我的病情”，指的就是这件事。 毛主席对王鹤滨说完这些话，又加了一句：“你打电话告诉他，说我正在臭骂他呢！” 王鹤滨愣了一下，随即接了一句：“好！我去打电话。”他想找个由头先出去，让毛主席把火气缓一缓。 毛主席指了指卧室里的那部电话机：“你到哪里去打电话？我这里就有！” 王鹤滨站在电话旁边，手伸出去又缩了回来。他见过毛主席在电话里对高级干部说“我撤你的职”，说完之后那个人真的被撤了。他怕自己刚把电话打通，毛主席一把抢过话筒，傅连暲这个保健工作的负责人就当不成了。他歪了一下头，拿眼角偷偷看了一眼毛主席，始终没有把话筒拿起来。 毛主席发这么大的火，傅连暲这边到底是什么来头，王鹤滨比谁都清楚。 傅连暲1894年出生在福建长汀，比毛主席小一岁。他从小跟着父母入了基督教，在汀州的英国教会医院里学的医，后来当上了福音医院的院长。1927年南昌起义的部队南下经过长汀，傅连暲把医院变成了起义军的伤员收容站，陈赓的腿就是在那里治的。从那以后，他跟共产党的关系越来越深，1933年正式参加了红军。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毛主席在江西于都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退。傅连暲从瑞金赶了一百多里路，连夜给毛主席诊断、用药，守了一个通宵，把人从危险里拉了回来。毛主席后来跟人说过一句话：“我们现在也有华佗，傅医生就是华佗。” 过草地的时候，傅连暲自己也跟着部队走，给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刘伯承都看过病，还给女红军接过生。 新中国成立之后，傅连暲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同时是中央保健委员会的首任负责人。 王鹤滨1949年8月被调到毛主席身边当保健医生，就是傅连暲在香山门诊部把他叫过去，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让他自己去见毛主席的。那封介绍信上写得很简单，大意是“派王鹤滨同志到你处担任保健医生”。王鹤滨拿着那封信走进了菊香书屋，从此在毛主席身边干了四年多。 傅连暲对毛主席的感情很深，毛主席对傅连暲也一直很信任。这种信任从长征路上一直延续到北京，中间经过了二十年。 正因为这样，1953年那场会诊里的不愉快，才让毛主席格外恼火。如果是别人截了他的话，他可能不会发这么大的脾气。偏偏是傅连暲，一个跟了他二十年的老医生，在他最想自己讲清楚病情的时候，把话头抢了过去。 王鹤滨那几年在中南海的日子，远不止这一件让他为难的事。 他从1949年8月开始担任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同时兼任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的保健医生，后来还兼了毛主席的生活秘书和中南海门诊部主任。一个人管着五位中央领导人的健康，每天要检查毛主席的睡眠好坏、血压高低、心肺有无异常，还要限定他的吸烟量和安眠药的服用量。这些事哪一件出了问题，他都不好交代。 毛主席跟傅连暲闹了这场别扭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