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名单上，张闻天、王稼祥的名字又列到了一起。此时距遵义会议已近二十年，他们仍在处理重要事务，只是眼前的桌面从军事部署换成了外交文件。 再过几年，两人的工作却先后受阻。张闻天离开外交部的实际领导岗位，王稼祥也逐渐难以主持自己创建的对外联络工作。此后，他们连继续讨论政策、查阅材料、外出调查的条件，都受到限制。 从红军领导机关到最后的居所，隔在两人之间的，并非同一次调动，也不是一条相同的下坡路。 01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进入遵义。部队刚从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中走出来，追兵还在后面，下一步怎样走，已经不能照着出发时的办法继续下去。 一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城内召开。博古作总结报告，周总理作军事问题报告，张闻天接着发言，把批评指向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军事指挥。会议需要解决的，不是由谁为已经发生的损失说几句难过的话，而是错误的打法还要不要继续。 张闻天此前已在中央领导机关工作，参加过过去的决策。他在上海进入中央宣传和政治局工作，随后到了中央苏区，中央领导人的身份并没有使他避开错误指挥造成的后果。部队退出根据地以后，这些后果又落在每天的行军和战斗里。 王稼祥同样身在队伍中，却是带着重伤走的。他早已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三年遭空袭受重伤，腹部伤势没有痊愈，仍随军长征。军事指挥是否得当，对担架旁不断减少的行列，也有直接的影响。 两人都有苏联学习经历，在中央任职较早，但这一次没有沿着旧日的意见继续走。张闻天对既有指挥提出批评，王稼祥支持毛主席的军事主张，提出调整领导的意见。原来参与同一套领导工作的人，开始推动改变其中的错误。 会上讨论到的，是可以在地图和战场上对照的事情。敌强我弱不能解释全部失利，机械地同敌人拼消耗，也不能因为出自原有领导就继续坚持。张闻天把这些问题展开，毛主席进一步批评军事上的错误，发言的人逐渐把分歧讲到了具体指挥上。 王稼祥支持改变军事领导，使毛主席的意见不再只是原先被排除在最高军事决策之外的人提出的批评。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会上表明立场，过去的组织关系并没有阻止他赞成新的办法，会议由总结失败走向了组织调整。 会议决定增选毛主席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军事指挥仍由朱德、周总理负责，周总理承担党内委托的最后决断责任，新的常委分工还要在行军中确定。遵义城内解决了重要的一步，具体工作并没有在会议散场时全部交接完。 张闻天受托起草总结军事问题的决议。队伍离开城里，他的工作仍要跟着进行，会议上形成的认识必须写清楚，传达到干部中去。过去由最高领导掌握的一套指挥办法被否定，下面的营连却不能只得到一个换人的消息。 二月初，中央领导分工进一步调整，张闻天在党内负总的责任，毛主席协助周总理指挥军事。张闻天接过的是党内总体工作，不能把所有日常问题都当成一次作战行动处理，军事指挥又需要能够随着敌情迅速决断。 张闻天还向军委纵队的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将军事问题总结同今后的行动联系起来。干部会议讨论并拥护政治局的决定，会议形成的调整随之传到队伍中。新的领导分工一面在中央落实，一面经由传达和解释，成为下面开展工作的依据。 红军随后转战黔北，一度争论怎样选择攻击目标。一个地方能否进攻，不只关系到在地图上再向前画一段线，还关系到敌援何时赶到、部队是否会被拖住。已经取得的调整，接着受到新的战场考验。 三月，中央又组成由毛主席、周总理、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全军行动。王稼祥在军事决策中的地位进一步明确，张闻天则在党内总体工作上同新的军事指挥配合。两人此时都在高层，但承担的责任已经分开。 随后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红军在敌人重兵围追中不断改变行进方向。文件与军情必须跟上队伍，中央领导机关也在行军之中。这一阶段形成的合作，依靠的是一次次具体决策能够落实，不能只靠会议上彼此赞同。 到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北上还是南下又成为尖锐分歧。张闻天支持北上，维护中央领导和红军的统一，并没有因军事指挥已有专门小组，便退出对重大问题的处置。王稼祥也继续随中央行动，重伤没有让他从长征领导工作中消失。 红军到达陕北，战争任务又发生变化。日本侵略加深，怎样把抗日力量组织起来，进入中央议事日程。张闻天主持瓦窑堡会议等重要工作，同其他中央领导人一起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形成。 方针定下以后，还要处理同东北军、国民党方面的实际关系。过去在战场上相互交战的力量，能否转向共同抗日，既需要谈判接触，也需要改变公开提出的口号和条件。张闻天参与这些政策的制定，中央向不同方面送出的意见随局势不断调整。 一九三六年八月，张闻天为中央起草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九月，中央又提出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军事上争取生存同政治上扩大合作联系起来，党内总体工作的内容，已经从怎样带红军走出围追，延伸到怎样改
